「這個冬天尤其的冷，奔跑了八年的學霸君還是在 2020 年的冬天倒下了。」

2021 年 1 月 2 日凌晨，創始人張凱磊在朋友圈寫下一段沉痛的創業者獨白，他所創辦的學霸君創立于 2012 年，一路拿下總計超 1 億美元的 6 輪融資，也曾是被寄予厚望的頭部之一。但自 17 年 C 輪融資后，學霸君再未獲得過資金支持，這個曾與猿輔導、作業幫并列為「拍照搜題三小龍」的企業最終失血而死。

倒閉的消息從一個名為「學霸君 1 對 1 教務主管」的賬號流出，第二天，公司門前擠滿了要求退款的學生家長。

張凱磊試圖以直播的方式獲取家長的諒解。

直播間里，身穿藍色上衣、語氣有急躁的他告訴家長：融資沒有到位，此前收取的學費已經用于公司其他費用支出，現在堅持不下去了——這番話沒有換來諒解，家長仍在痛罵。

「他說的是真相，行業里比比皆是，只是心照不宣。」那番自陳也刺痛了同為教育創業者的郝景芳，彼時，她所創辦的童行書院融資也未有進展，行業里，許多機構的下一輪融資還未到位，就已經卷進了價格高昂的營銷戰，這是一條不歸路。采訪時，她下意識地轉動著手里的咖啡，「幸好我及時叫停了投放，沒有寄希望于融資，這才沒有成為學霸君。」

整個 2020 年，在線教育行業拼死搏殺。受疫情影響，全球的教育投資約有 80% 流向中國。數據顯示，這一年，中國在線教育共發生融資 111 起，總金額超過 539 億人民幣，為歷史 5 年來最高，同比增長 267%。

「我當時密集見了幾十個投資人，從年初到年中，希望能夠融到資金。」郝景芳回憶，疫情后，童行書院的線下教學無法開展，原本跑通的商業模式被迫放棄，要想公司生存下去，迫切需要資金。沒有投資人直接拒絕她，很久后，她才意識到：行業里熱錢雖多，中小機構卻是融不到錢的。

實際上，大規模的資本集中涌向少數的頭部公司。2020 年上半年，猿輔導和作業幫獲得的融資金額占據教育行業半年總融資金額的 77%，在線教育 top10 的項目占總額的 86%。

童行最終做出了不再融資、自負盈虧的決定。現在看來，這是一個極其正確的戰略決定——不少頭部機構盡管融了很多錢，但增長的焦慮與日俱增。很多創業者會逐漸明白，一家公司在獲得資本加持的同時，也意味著作出了贏得更多利潤的承諾，要有更多的業績、更多的獲客量，確保下一次依舊能在名利場上贏得資金和支持。

而熱錢涌入，致使在線教育膨脹，整個行業的動作集體變形。

僅 2020 年一個暑假的時間，猿輔導、學而思網校、作業幫和跟誰學四家機構分別花費了 15 億元、12 億元、10 億元、8 億元用于暑期營銷推廣，主營 K12 教育的高途，全年營銷支出更是暴漲 458.8%。

作業幫直播課的戶外廣告 圖源：視覺中國

瘋狂的營銷使得流量炒高，行業的獲客成本陡升，最高時單個獲客成本達到 6000 元——這意味著，即使按照一期三次的課程總價 3000 元算，每個用戶必須得續兩次課程，收入才能將將與獲客成本打平。而許多獲得巨額融資的機構為了阻嚇競爭對手，則不斷壓低定價。

以作業幫為例，該機構曾推出語數雙提分班，33 節課只需 49 元，還贈送 99 元包郵教輔禮盒；學而思的語文名師直播課，13 課時只需 19 元。一位長期關注教育領域的投資人對這樣的現象作出分析：「中小型公司沒有錢，（如果強行跟風）那只會被頭部公司玩死。」

童行沒有跟風成為融錢后燒錢的一員，雖然艱難，但活了下來。

美國堪薩斯城，第 74 屆雨果獎頒獎現場，一襲白裙的郝景芳接過獎杯，露出燦爛的笑容。那是 2016 年 8 月 21 日上午九點，從此刻開始，社會關注紛至沓來。

郝景芳（右一）在第 74 屆雨果獎頒獎現場

各種各樣的采訪、廣告邀約、雜志拍攝、出席活動……鎂光燈的照射下，郝景芳腦海中閃過的念頭卻是：「這是個機會。」

大三那年，郝景芳曾前往甘肅武威黃羊川的一所初中支教。

短短幾周內，她目睹了當地教育資源的匱乏、教學條件的簡陋。從未離開過家鄉的孩子們經常圍繞在郝景芳的身邊，他們幾乎好奇著關于北京這個大城市的一切。

對于大多數成長于經濟飛速發展時期的城市青少年而言，學校是設備齊全的多功能教室、標準的操場與豐富的課外活動；但對于偏遠地區的孩子而言，學校是一排排的平房、跑起來塵土飛揚的地面與流動不定的老師。

童行書院提供課程支持的貴州畢節山村幼兒園 圖源：受訪者供圖

即便同處北京，身在打工子弟學校的 14 歲女生因為中考政策也不得不重回河南鄉下。在郝景芳組織的寫作夏令營上，這個女孩告訴她：「夏令營結束，我就要回到河南老家，面對未知的挑戰。」郝景芳想繼續和女孩保持聯系，但女孩的家里沒有電腦，也沒有手機。臨走時，女孩跟郝景芳堅定地說了一句話：「我一定會考回北京的」。

郝景芳目睹的，與過去她所擁有的，截然不同。

出身于高級知識分子家庭，父母在清華大學任職，從小學習好的她也順利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，熱愛運動，身體健康。「這幾項都占上的人很少很少，」郝景芳一直對于自己的資源優勢有自知，在她看來，資源的獲得者有責任去解決社會問題。

雨果獎的加持讓郝景芳最終下定了決心，希望將短暫的社會關注變成創業的基石，成為改變中國教育的一個機會。

2017 年，郝景芳創立了童行書院，最初以線上音頻課程為主。兩年后，公司才迎來一筆融資，隨著紅杉中國種子基金的 2000 萬資金到賬，團隊開始組建起開發線上 App 的專業團隊。

「怎么把原本講座的內容，轉變為游戲化的、互動的課件，過程中當然走了些彎路，坦白講，我們的錢基本上都花在了研發上。」一名投資人向極客公園復盤了童行書院線上 App 產品的進階之路。

為了增強孩子學習的體驗，在音頻錄音的基礎上，要把知識做成系統的課程內容，首先需要有一個主線：教學大綱是什么？一共有幾節課？教學目標是什么？理順了這些問題之后，線上 App 的課程就有了雛形。緊接著再向上創造新的內容，就有了課程中的人物角色和故事——對于兒童而言故事情節是很重要的，可以方便他們的理解。最后則是進一步增加交互設計，使整個線上教學的過程更具互動性。

郝景芳與孩子們在課堂上互動 圖源：受訪者提供

不同于行業里大量教育機構的人力成本結構，童行的研發成本居高不下。以《經典之旅》App 課程為例，按照原定的更新節奏，每月需要 80 萬人力成本投入，即便是降低更新速度，每月也需要 60 萬的人力成本投入。

曾經有員工在面試的時候問郝景芳，公司的上一筆融資還能撐多久，得到了一個開誠布公的數字——一年。

盡管童行擁有行業偏上的續課率，但對于一家暫時不考慮融資的公司來說，賬上有限的現金意味著抗風險能力趨弱。

有人曾直截了當地勸她提高客單價。「投資人關注的是市場規模」，即便通識教育本身是小眾市場，只要客單價提高到幾萬元，總收益也將變得可觀。

郝景芳拒絕得很徹底。「我根本就就不想做成精英教育。」一旦將用戶鎖定在高端家庭，就需要維護課程的稀缺性——這與教育普惠的夢想是違背的。

目前童行書院時空之旅 App 中的課程，月卡每月 88 元，首月 8 元，年卡 898 元，永久性購買全部 AI 課程也僅需 1198 元。在童行組織的家長社群中，不乏許多普通工薪階層，甚至有外來務工人員——「教育市場之所以大，在于上至財富階層，下至務工人員，大家對于下一代的教育投入一定是毫無保留的。」上述投資人分析。

家長社群中的討論不時進行，在童行的組織下，家長之間會分享各自的教育經驗、一起讀書、努力做「不焦慮」父母。在這里，沒有任何外在的頭銜，每個成員都只有一個身份——「父母」。

創業者應該首先對誰負責？一位公司即將上市的創業者曾經對極客公園給出的優先級是：投資人、用戶、員工，最后才是自己。

在郝景芳身上，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。疫情之后，因為堅持自己的決定，她曾先后目送幾位合伙人離開。時間來到 2020 年年中，郝景芳決定不再見投資人尋求資金支持，分歧也隨之而來。

「何小鵬當時見了得有 600 個投資人，你見幾十個就放棄了？」當時的 CTO 對此很不解。

這一年的國慶假期，郝景芳做出一個重要決定。在線教育「吸金無數」，自知「打不過」的童行決定另謀出路，她選擇自負盈虧，將公司的業務集中于以私域流量為主的小規模內的增長，打口碑營銷，「雖然慢，但也更穩當。」——這意味著必須放棄一部分業務，曾經的線下 PBL 課的團隊將被裁撤。

CTO 沒能被說服，留下一句「累了」，選擇離開。

這不是第一次有合伙人離開。2020 年的大年初二，郝景芳與當時的 COO 匆匆見了一面。

疫情剛爆發，行業的融資環境不景氣，COO 勸郝景芳把童行 App 下架，將研發團隊、線下團隊都裁掉，盡量減少研發支出，手上先留幾百萬過冬，「等有機會了再說開發 App 的事兒」。

童行學院APP界面 圖源：受訪者供圖

郝景芳堅持不同意。童行 App 的研發團隊是她一點一點組建起來的，對于線上的課程而言，研發質量幾乎決定著成敗。

「你不裁他們我就走了。」當天晚上，合伙人就退出了童行的工作群。

時隔一年，郝景芳對極客公園承認，一些選擇源于情感上的信念，甚至是執念。「并不一定說我的判斷就是正確的，」兩次合伙人離職事件中，她都堅定地選擇保留研發團隊，源于對「科技普惠教育」的信念。「這個事情如果不這么做，創業對我來說將絲毫沒有意義。」

這樣坦誠的話術在創業者中相對少見，通常，一名創業者將創業與自身價值實現捆綁在一起容易引發非議。至少這容易給人留下此人極其自我的印象。但郝景芳沒有撒謊。

寫作《北京折疊》時，郝景芳正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從事研究工作。那時她每天坐在辦公室里，研究社會經濟問題，但越是研究，無力感越強。

「你不知道自己提的建議有沒有人能真正的去把它做好。」也許因為那段經歷，郝景芳成為了一個無比樂觀且堅定的創業者。無論遇到多大的壓力，她始終充滿希望，因為比起「等人來解決困難」，「起碼我已經在做一些事情了。」

二十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過去了，技術的發展賦予了無數行業革新的可能，但在剛剛過去的在線教育大戰中，許多失速的現象似乎在提醒人們，必須要耐心。

這是一種殘酷的現實，科技與互聯網的介入，本應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溝壑，然而當流量戰打響，學上和家長成為「殺」瘋了的教培眼中需要爭奪的資源。一批又一批的教培公司，效仿著出行行業的滴滴、外賣行業的美團，紛紛開始「跑馬圈地」——當熱鬧散去，回歸到模式的思考才重新啟動。

從技術上來說，在線教育確實能做到一位講師給一千個學生講課，但這顯然無法達成教育的效果，為保授課質量，每多招一個班的學生，就需要配套多招一個班的老師和運營——課程制作成本并無法隨著規模的擴張而達成邊際效益遞減，是典型的規模不經濟。

大量培訓機構采取的是先收費后交付的模式，因此越是大量的擴張，企業的現金流就越好，看起來很是風生水起，實際很難賺錢。

沖數據、做營銷，拉高行業投放價格，虧錢，趕著上市，繼續沖數據、做營銷，繼續虧錢……

「誰家能持續融資，直到上市后讓股民買單，誰家就能一直活著。」上述教育賽道投資人對極客公園說。

避開不理智的商業模式，「科技的力量很可能從根上去解決一些教育公平的問題。」郝景芳堅信這一點。

去年年底，嘉實公益基金會的朋友找到郝景芳，她們想要在全國鄉村學校落地科學教室，希望郝景芳和團隊能夠參與設計。郝景芳提出，能不能在這些教室裝上較大的屏幕，這樣將來就可以以這些屏幕，呈現出 3D 全景科學教室和博物館，鄉村的孩子們就能沉浸式代入世界各地的 3D 科學教室。

郝景芳找京東方咨詢過屏幕價格，目前還偏貴，她們的方案里只能包含 4 平米屏幕。但隨著技術的進步，未來屏幕的成本價可能大幅下降，「到一個教室 10 多萬時，也許就會有大規模這樣的虛擬教室落地了。」她設想，那時，農村的孩子也有機會透過屏幕看到「大英博物館」、「盧浮宮」，通過虛擬交互做各種各樣的科學實驗。

童行剛成立時，曾計劃在貴州興義的樓納村建一個兒童圖書館。在當地最困難的一戶家里，郝景芳見到了一個六歲的男孩。男孩的母親不久前跟人私奔改嫁了，帶走了男孩的弟弟，男孩兒囁嚅著說「為什么媽媽帶走的不是我」，郝景芳趕忙蹲下來安慰他：「沒關系，還有很多人關心你，你的爸爸和老師都還在，我們會在這里修建一個圖書館，會經常來組織活動。」

不久后，兩人在童行組織的一個本地繪畫活動中再次相遇，她問男孩，你還記得我嗎，男孩說記得，于是她承諾「等我們的圖書館建好了，我還會經常來。」

「當地的開發項目停了，我之后好幾年都沒有再去當地。」郝景芳頓了頓，眉頭一皺，哽咽了。

圖書館的項目因為當地政府三通一平（水通、電通、路通和場地平整）和其他基礎改建花費甚高，開發方又缺少外部投資，長期擱置了。

「我覺得自己虧欠了那個孩子，很擔心他會有被二次拋棄的感覺。」這件事成了她的心結。僅僅是一面、幾面之緣，根本不足以改變這些孩子的命運。「太多的遺憾」推動她走下去。去年 10 月以來，極客公園多次與郝景芳會面，你很少能從她身上看見創業五年的疲憊，畢竟在剛剛過去的在線教育風口中，不少機構都傷痕累累。

她每天帶兩杯咖啡上班，可以一連開八小時的會議。每晚九點后，她會為自己倒上一杯酒，開啟每日的寫作時間。她將稿費和版稅收入都投入公司，家人希望她在還清公司債務后能夠停止創業，她小心翼翼地和家人「商量」，這是她篤定投入 20 年的事業。

至少迄今為止，她仍很樂觀。

去年的 7 月 24 日，微信上一個聚集了五百位教育創業者的群聊中，幾乎所有人都在表達自己的不安與焦慮。

這一天，《雙減》文件正式落地。

「雙減」文件落地 圖源：教育部官網

文件規定，不得展開面向學齡前兒童的線上培訓，在義務教育階段各地將不再審批新的學科類教育培訓機構，已經審批的機構統一轉為「非營利機構」。

資本化的道路也被堵死。「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，嚴禁資本化運作」。規則一出，創業公司的上市希望被徹底掐滅。

已經開盤的港股教育公司股票出現大幅下跌，其中，新東方股價腰斬，創下股價下跌記錄，卓越教育、思考樂教育等公司的股價同樣出現近 30% 的下跌。

整個教育行業哀嚎遍野。

作為不可抗的外力，「雙減」催生了整個在線教育的雪崩。由于 K12 的在線業務基本是預付款模式，如果在未完成結課前，機構先將錢盲目花到增長、營銷方面，則無力承擔因「雙減」帶來的規模性退費。

那個微信群里，不少教育創業者一夜之間背上巨大負債。有一名創始人做線下英語起家，原本一年有三、四百萬的利潤，2020 年的行業熱使他決定轉型做線上教育，雙減一出，公司破產、房子賣了，五十多歲的他只能租房子住。

「都挺悲哀的。」在目睹了眾多創業者袒露的心聲后，郝景芳有些不忍，「都是教培領域多少年的從業者了，資本和頭部打流量戰的時候他們打不起、也融不到錢，雙減一來，中小教育機構卻是最容易先死掉的。」

在教育群里，趣口才的創始人訴說著自己經營困難、實在無法上完課程或者全額退費的狀況，郝景芳于心不忍，決定施以援手。

根據《雙減》文件，「素質、通識教育」賽道并不在打擊范圍內。出于道義，郝景芳提出幫助趣口才消課，隨后也幫助了 VIPKID 等其他三家公司進行消課，給包括新東方在內的一些機構定制了天文等通識教育課程。

幫助別家消課，童行沒有收取報酬，只希望通過課程的口碑轉化一些用戶。「我一直覺得人都是有同理心的，不用非得自己身陷囹圄才知道其中的痛苦。」

童行書院內部，關于「雙減」的討論正在進行。

整個七、八月份，童行書院隔三差五就開會，討論未來的發展方向。

會議過半，大家走出會議室透口氣時，三三兩兩之間談論的話題也還是「雙減」。

「平時還會為了一個課程設計互懟、開玩笑的人，突然間就很嚴肅正經地和你聊『雙減』之后怎么辦。」產品經理雷楊明顯感受到了大家的不安，有些同事比較悲觀，「他們可能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。」

美術部負責人大偉開始對「雙減」的影響有實感，是當他發現一些過往銷售渠道走不通的時候。「售課平臺被限，公眾號也不允許直接貼售課鏈接。」在他看來，面對這么大的外部變動，心態上有變化是正常的。

他比雷楊更敏銳些，早在《雙減》文件正式落地前，就嗅到了哪里不對。

去年 3 月，教育部叫停學前兒童違規培訓；5 月，「雙減」意見出臺，完善相關法律，依法管理校外培訓機構；6 月 1 日，新修訂的《未成年保護法》正式施行，幼兒園、校外機構不得對學齡前未成年人進行小學課程教育；6 月 15 日，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宣布成立……

教育行業的口子一點點收緊，但最初很少有人察覺到。

「2 月份的時候我和新東方、好未來、vipkid 他們聊，大家還只是覺得政策可能會很嚴，但只要規避開不能做的部分，活下去總是沒問題的。」郝景芳告訴極客公園，沒想到這次的政策竟然「一棒子打死」了 K12 在線教育。

一個行業消失了。

「潮起潮落、人聚人散、有進有退、有失有得」，21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0 點，好未來《感恩同行》直播的 PPT 上，寫上了這短短十六個字。

2 萬多人在線觀看了這場直播。好未來的創始人、CEO 張邦鑫穿著藍色 T 恤，語氣略帶傷感。

好未來《感恩同行》直播畫面

18 年前，他和北大的同學一起創立了好未來的前身學而思，進行中小學奧數培訓。18 年后，好未來在紐交所掛牌、市值沖到近六百億，這一切的消逝，僅僅用了半年。六個月里，學而思網校裁撤了上萬輔導老師，關閉了多個地方中心，好未來眼睜睜看著公司的市值跌去 95% 而無能為力。

雙減出臺后，好未來選擇在最后一個學期為學生上完課程，無條件退費，盡可能妥善處理公司的裁員事宜。

但不是所有機構都能像好未來這樣體面退場。

得益于先前作出的「自負盈虧」決策，童行的課程更加標準化了，因此在雙減之后有了進校園的機會。「目前我們和幾個渠道有進行合作，童行的通識課程得以在全國幾百個學校里進行教學。」

但但據熟悉童行書院的投資人介紹，沒有受到雙減直接打擊的童行，盡管「財務指標有在變好」，「但是整個教育領域投資人的心態，正處于歷史最糟糕的時刻。」

郝景芳對未來的暢想很立體，結合她懂技術的背景，正在探索結合新的虛擬技術。但在技術成本與需求尚且無法匹配的當下，她也保持著清醒的認知，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童行書院 App 產品的優化上。

疫情過后，童行 PBL 課程剛轉為線上時，一個 5 歲的小男孩兒因為對自己的畫不自信，遲遲不敢交作業，為了保護孩子脆弱的心靈和夢想，童行的老師講了梵高的故事鼓勵他。課程老師李然一直對這件事兒記憶猶新：「那時候我剛加入不久，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童行的老師們對于每一個孩子的夢想的守護。」

行業低迷的大環境中，誰來保衛這些心存普惠夢想的教育機構呢？

前路依舊漫漫。

「教育急不得。」郝景芳的語氣不緊不慢，教研稿要一個字一個字的寫，課要一節一節的磨，產品要一年一年的迭代，沒有二十年根本做不出不一樣的教育。

「二十年并不很長，我有時間去等待。」就如同在雙減浪潮之后，她發布的文章所寫到的那樣：說了的話要去做，做了的事兒要做完，在真正無能為力之前，不會放棄。

潮水褪去，只留下堅硬的石頭。